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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8 01:51 来源: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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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城镇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无法参与到城镇住房市场。在美国,ADR大致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ADR只能在柜台市场(OTC)交易,监管要求很少,没有强行财报披露要求,也无须遵从美国会计准则,因而数量很大;第二级ADR被要求向美国证监会注册并接受监管,必须定时披露财报并遵从美国会计准则,不仅限于柜台交易,而可在证券交易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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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民营经济与“新半壁江山”

2019-02-1808:44    作者:吴晓波  
与一年前的房价对比,上个月除广州房价同比上涨了%外,北京、上海、深圳涨幅分别下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晓波

  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十余年之间发生的。

  “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格局突变,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窗口期。

  

  今年8月24日凌晨,浙江乐清一位女生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遭司机强暴杀害,其间,女生的朋友曾将信息投诉至滴滴平台而未得回应。案件曝光后,舆论哗然,滴滴随即宣布暂停深夜服务。

  不过,9月15日,滴滴恢复了深夜服务。在暂停期间,出现了另外一股舆论潮:“如果没有滴滴,我们如何出行?”创业于2012年的滴滴,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强悍的价格战,在短短数年内重构中国专车出行,占据了92.5%的市场份额。

  如果说,专车出行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那么,滴滴无疑是一个“类垄断者”,而且具备了不可替代性。

  在滴滴出现之前,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是数以万计的出租车公司,它们几乎全部掌握在各地的国有资本集团手中,以牌照制形成准入壁垒。而滴滴以技术实现破壁,并让优势不可逆转。

  当今中国,像滴滴这样,在基础设施层面上构成绝对优势的民营企业,不乏其数。

  在流通市场上,阿里和京东控制了半数以上的服装、家电零售,顺丰和“四通一达”等则统治了物流;

  在信息资讯市场上,腾讯、微博控制了社交流量,百度勒住了搜索入口,今日头条占据了新闻分发的头部,几乎所有政府媒体的影响力都必须建立在它们所提供的平台上;

  在生活服务市场上,美团点评、携程、58同城等公司渗透到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让相关的产业服务越来越趋于集中;

  在金融服务市场上,阿里和腾讯在移动支付环节上形成双寡头,并正在通过供应链金融的方式,解构传统银行业的作业流程和既有优势;

  在房地产市场上,2017年,有三家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另有13家的收入过千亿,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它们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居民消费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国际贸易市场上,阿里的跨境电商业务正在把零散的对外零售贸易驱赶到统一的信息平台上;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

  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十余年之间发生的。

  二

  中国改革四十年,一言以蔽之,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史,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国有、民营两大资本集团的激烈博弈。

  关于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认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早在1981年,官方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1987年则迭代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三个表述的微妙递进,展现出市场力量的步步紧逼和不断壮大。

  民营经济第一次被承认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在1988年,在这一年,民营部门的用工人数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人数。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认为,“改革开放十年,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是在这一年,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了“企业家”这个新名词,而政策部门开始讨论国有企业往何处去,有人提出了“将现有的国有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过渡”的改革方案。

  其后的争论一直未歇。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10月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纲领之下,国企和民企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仍然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性争论是,民企的壮大会不会导致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变色。吴敬琏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系统进行了“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两轮重大重组改革,而民营企业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发展。其最终,朝野达成的理论共识是——国有企业必须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居于领导地位,民营企业要积极当好配角和起到有益补充的作用。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一论断是很多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前提,甚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也未遭遇挑战——仅仅例外的是,在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同学们会偶尔争议一二。

如果没有革命性的要素突变,国企与民企的楚河汉界似乎将一直平和地维持下去。

  如果没有革命性的要素突变,国企与民企的楚河汉界似乎将一直平和地维持下去。

  民营企业家冯仑便一再告诫自己的朋友们:“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儿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

  

  所以,今日之大变局,不是制度创新带来的,而是技术变革的产物,换而言之,是信息革命的结果。

  在工业革命时期,国有企业取得产业领导地位的手段,是控制“渡口”和战略性能源。

  所谓“渡口”,就是信息交易的节点,政府通过牌照形成准入制度,从而控制信息和思想产品的分发,并从中获取主导权和商业利益。而战略性能源处在工业制造产业的上游段,通过对之的垄断和价格控制,国有资本既避免了在充分竞争领域与民营企业的正面交锋,却可以在后者创造的景气中分享利益。

  2003年之后的国有资本,基本是在这两大领域进行布局,细数当今的一百多家中央企业,无一例外。在2018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筑。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平安等五家。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既定的战略目标和产业格局之下,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今天发生的变化,是一次“重新定义”——2010年代的中国社会,在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折进程中,到底什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以及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今年9月,阿里巴巴创业19周年,11月11日,腾讯创业20周年,它们如今是全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正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与这两家公司同时创业的,还有新浪、搜狐、网易、百度、携程、京东等等。

  如果说,这些企业是互联网PC时代的英雄,那么,如今的“小三巨头”——滴滴、美团点评和今日头条则全数诞生在2012年前后,是移动互联网下的巨蛋。

  在这场历时二十年的互联网运动中,马云和马化腾们以技术和模式创新,改变了很多产业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再造了秩序和游戏规则,从而瓦解了国有资本所控制的一个又一个“渡口”。

  

  这一过程的实现,并未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和争夺。在所有波及的领域,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失去或做错什么,就逐渐地被掠夺了主导能力。

  在工业革命时期,所有竞争优势的形成,都是可物质化和有量化边界的。中石化和中石油,只要控制了油田的开采权和石油进口权,再收编所有的加油站,那么,它们就能迅速建立起不可撼动的绝对优势。

  但是,在信息革命时期,选择的主导权不再属于资源支配方,而被转移到亿万消费者手上,这需要运用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并进行不断的优化和经历无数次的试错迭代,而这恰恰是国有企业体系很难培养起来的能力。

  所以,如今那些被视为新基础设施提供商的企业,所采用的成长模式都是异地重建式(电商)、河流改道式(社交)或升维再造式(服务)。它们与国有资本集团不处在同一竞争维度和博弈空间里,甚至话语体系都南辕北辙。

  在“主配角”时期,国资集团居于产业的上游和核心“渡口”,从能源性物资采购、设备进口指标、产品出口配额、金融服务等各个环节上,均可以对民企形成利益寻租和战略性钳制。可是在今天,新经济公司居于信息的上游,对传统国企的产业依赖度非常之低,两者之间的主配角结构已经消失。

  这一场景,是陌生的、前所未见的,也是需要政商两界共同直面的。

  月前曾有人抛出“民营企业离场论”,引发极大的恐慌和争议,其实理性的分析一下,此论提出者对“新半壁江山”格局完全不了解。当今中国产业经济,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移动一旦离场,后果当然不堪设想,而阿里、腾讯乃至滴滴如果突然离场呢?

  其风险不仅仅在于商业利益,而更在于公共秩序的代价。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冯仑的告诫其实已经落空。

  民营资本已经无法“偏安一隅”,它们做的买卖越来越大,而且显然已进入所谓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或者说,它们自主建设了诸多的支柱性产业,成为新基础设施的供应者。如今,有些巨型互联网公司完全可以被视为“国家企业”或者“社会企业”,用“积极当好配角和起到有益补充的作用”来定义和要求它们,是可笑的和不现实的。

  对这一景象的视而不见,无疑会造成重大的国情误判。今天,民营企业的焦虑和对前途的迷茫,以及相关政策的不匹配,就本质而言,正是格局突变所带来的角色不适感。

  

  放眼中国未来,民营资本集团在新支柱性产业的扩张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强。

  首先是大数据产业,它被认为是“未来的石油”,是所有产业运行的底层设施,在大数据和云服务领域,阿里、腾讯和华为三分天下,格局基本确定。

  再者是决定今后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无论是人工智能、生物基因,还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另外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战略级势力,是风险投资集团,他们掌握的数以万亿计的风投资金,又将拓展出一条又一条“赛道”,让产业突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与共存方式。而这个课题,其实正是改革开放的肇启。

  四十年前的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到1988年,它成为就业意义上的“半壁江山”,再到2018年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出“新半壁江山”,由此,你惊奇地发现,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格局的大突变,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窗口期。

  格局的大突变,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窗口期。

  甚至在我看来,经典意义上的管制放松,对于未来的所有制改革都未必是决定性的主题,更具有挑战性的命题是:如何探索国有资本的创新范式、对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是否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协商制度。

  如果说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变革是刚性的,不可逆的,那么,制度创新则可能更为柔性和具备本土特征,所需要警惕的是,两者的冲突和认知错位,以及可能路径的选择方案。

  这是一篇没有提供答案的小专栏,也许还有点不合时宜。

  不过,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读到它,并引发必要的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和复杂,在于它的前无古人和无所借鉴,在这个意义上,我与一些市场派前辈不同,我承认中国特色的真实存在。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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